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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懂中国梦

发布时间:2019-12-31 10:19:51     阅读:10 举报

      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深情阐述了“中国梦”,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一经提出,在社会各界引起广泛共鸣。

    《读懂中国梦》是深度解读中国梦的通俗理论普及读物,该书深刻阐述了中国梦产生的文化土壤、民族心理和民族特性,深刻阐述了中国梦与中华民族救亡图存和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双重变奏,深刻阐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现代化的双重变奏,深刻阐述了实现中国梦对加强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提出的新要求,深刻阐述了中国梦与世界梦的相互推动,以及中国梦展现的当代中国的崭新形象。

  《读懂中国梦》的著作者为中国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中宣部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所的公茂虹博士。

第一章 追寻梦想的民族
  

       文明的星空,群星闪烁,许多文明似流星一样从人类的视野中一闪而过。历史的长河波涛汹涌,无数的民族如浪花般随着波峰激荡匆匆滑落。在人类文明的星空中,有一颗闪亮的恒星,这就是古老而不朽的中华文明;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有一个随着波峰流转而始终闪耀的绮丽的浪花,这就是伟大而生生不息的中华民族。中华民族成为人类历史上历尽劫波而绵延不绝,饱受磨难而刚健有为的伟大民族,成为人类历史上唯一持续5000余年历史而不曾坠落的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民族。

人们禁不住会问,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绵延发展的内在动力何在?这是人类历史上许多民族都曾疑惑而又像谜一样没有得到满意答案的持续追问。对于世界上其他民族来说,中华民族绵延发展、历史不曾中断且迸发出蓬勃的生机活力,简直不可思议。其实,只要拨开历史的陈积,拂去众生的浮华,透过纷繁复杂的表象,向中华民族的历史和内心深处望去,我们就会发现,答案就在那里。这就是:中华民族是一个富于追逐整体性梦想的民族。追逐梦想、心和梦想一起飞,正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中华民族的历史持续演进、中华民族永远年轻的内在动因。正是这种永不停息的追逐梦想的意志、毅力和精神,成就了中华民族辉煌的历史以及让其他民族赞叹和称羡的伟大成就,从而使中华文明在人类文明历史中金光闪耀、熠熠生辉。

        常言道,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梦想不是空穴来风。梦想往往与人们的所感所思所想有着密切的联系。那么,思想的原料又来自哪里呢?思想的原料来自人们的生活,来自人们生活中的喜怒哀乐,特别是生活中遇到的难题、困惑和困境。因此,梦想离不开人们的日常生活,与人们的生存环境息息相关,是人们日常的生活在潜意识中的反映。人们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和困惑越是复杂严峻,人们就会对这些问题思考得越深切。久而久之,在梦境中反复出现的潜意识就会不断加强和巩固而成为人们思想意识中清晰的认识,成为人们摆脱困境、克服困难、继续前进的稳定的信念。直到这时,最初的梦想也就成为人们追求的目标,成为人们的理想。对于个人来讲是如此,对于群体来讲也是如此,对于整个民族来说,同样是如此。梦想始终与中华民族具体的生存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

尽管地理环境不是影响和决定中华民族梦想的唯一根本的因素,但地理环境营造了中华民族基本的梦境,地理环境是形成中华民族最初的伟大梦想的基础性因素。中华民族的许多梦想,甚至一些从古到今的伟大梦想,都与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所处的地理环境密切相关。中华大地是中华民族的梦想得以产生、中华民族的伟大理想不断得以强化并付诸实践的土壤。华夏大地既是孕育和哺育中华民族的摇篮,又是产生中华民族伟大梦想和坚定理想的神圣家园。

        站在亚欧大陆的中心,立足帕米尔高原向东望去,便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发展的家园。这片土地的地理分布具有十分鲜明的特点。自西向东首先看到的是戈壁沙漠,最具代表性的是新疆的塔克拉玛干沙漠以及位于新疆准噶尔盆地中部的古尔班通古特沙漠以及继续向东延伸的高原地区的沙漠。连接戈壁沙漠的是连绵的高原,主要包括青藏高原、黄土高原、内蒙古高原、云贵高原。高原向东便是广阔的平原,自北向南依次是东北平原、华北平原、黄淮平原、四川盆地、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再往东便是一望无际的海洋,包括渤海、黄海、东海、南海,这些海域的大陆架延伸向宽广的太平洋。这就是孕育和造就中华民族梦想的神圣国土。

        地理分布的特点是西高东低,西北西南高、东北东南低。这种独特的基本的地理分布客观上形成了有利于民族融合的三个方面的根本要素。这三个要素对于形成中华民族共同的思维方式、中华民族共同的性格和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心理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第一个要素是洪水。中国地势西高东低,客观上造成了除极少数大江大河向南、北、西流去之外,大部分大江大河自西部南部北部流向东部,形成自北向南的辽河、黄河、淮河、长江、珠江五大水系,其中长江、黄河被称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这些水系和众多的河流特别是长江、黄河、淮河在汛期时的泛滥,成为聚居在平原地区密集的民众共同面临的威胁,抗洪治水成为平原地区民众共同的使命。这一使命数千年来从未改变。从大禹治水、女娲补天、哪吒闹海等神话传说,到1998年的抗洪救灾,抗洪——战胜洪水、治水——把江河的水用于农业种植和百姓的生活,实现风调雨顺、瑞雪年丰,让老百姓过上安全稳定的生活等,一直是中华民族的共同的梦想和期盼。也正是抗洪治水等共同的使命,使平原地区特别是中原地区的民众最早团结和凝聚起来,黄河流域因此成为中华民族的重要发祥地。

第二个要素是风沙、干旱、冰冻等自然灾害。高原地区干旱少雨、风沙肆虐,特别是在冬季天寒地冻,生存环境极其恶劣;遇到不好的年景,草枯粮无,人畜生存极其艰难。到平原地区求生存,得到像平原地区肥沃的土地、丰沛的雨水和丰美的粮草,一直是生活在高原地区的少数民族的内心渴望和梦想。当高原地区的少数民族年景不好、无法生存下去时,在农耕时代游牧民族凭借马匹这一居于交通和运输优势地位的工具,居高临下快速地向平原地区进犯掠夺,成为早期居住在西北高原地区少数民族谋求生存的重要途径。而当中原地区遇到特殊情况,特别是遇到罕见的自然灾害、中原地区发生内乱、当朝者昏聩而统治衰落时,入主中原、占据中原地区以取得相对稳定的生存基础和较好的生存条件,成为西北高原地区少数民族更高的追求和梦想。而对于居住在平原地区特别是居住在中原地区的民众来说,抗击来自高原地区的这些北方游牧民族的侵袭,消除西北地区少数民族的侵扰,过上平静安定的生活,一直是他们内心的梦想。地理环境造成的这种高原地区与平原地区民众因争夺更好的生存环境而发生的对峙以及拉锯式的战争,自秦朝以降的近2000年中时续时断。沿着内蒙古高原与华北平原接壤的燕山山脉向西延伸,跨上黄土高原一直绵延到嘉峪关的万里长城,成为数百年乃至千余年来平原地区的民众在天然屏障的基础上建造的阻挠西北少数民族进犯的人工屏障。然而,长城并没有阻隔长城内外民众谋求安定、平静、有保障的生活的共同心愿和期盼。正是这种追求美好生活的共同梦想,使长城内外的民众在经历时续时断的征战之后,最终实现和解和融合。长城因此也成为包括长城内外的民众在内的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象征,成为联结长城内外及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精神纽带。而抗击来自西北及高原地区的风沙、干旱、冰冻等自然灾害,成为千百年来中华民族共同的使命。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建造包括西北、华北、东北等地区在内的三北防护林、保护中华民族共同生存的家园的工程始终没有停歇。

        第三个要素是地理优势互补。平原地区土地肥沃,降水丰沛,适宜农耕,人口众多密集。这与高原地区和戈壁沙漠地区形成强烈反差。高原及戈壁沙漠地区地域广袤,土地稀少贫瘠,干旱少雨,适宜畜牧,人口稀少分散。这种地理、气候环境等的区域性差异,客观上形成了多民族并存、多种文化类型共生的多样性环境。同时,也使得高原地区因干旱或其他自然灾害导致生存困难时,自然向生存条件好得多的平原地区谋求生存;同样,平原地区因洪涝灾害等无法生存时,大批的民众纷纷向广袤的高原地区去求活路。这种地理优势的互补性,使得高原地区与平原地区在双方承平时期根据各自需要进行以货易货的交往。大量历史资料表明,即使在互相打伐对峙的情况下,双方以货易货的交往也没有长时期地中断过,有时甚至是通过走私等形式来实现的。无论承平时期还是相互征伐时期,平原地区与高原地区的民众在生存生活方面都以特有的方式实现着交往和融合。这种地理优势的互补性还为中华民族的生存环境提供了巨大的回旋余地,为不同地区间民众因求生存而进行的大规模的迁徙创造了条件。中国历史上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民族向中原地区的大规模迁徙、宋元时期中原地区的民众大规模向江南地区的迁徙、明代黄土高原地区的民众大规模向东部地区的迁徙,都与地理优势的互补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地理优势的互补客观上为民族融合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而民族融合又为中华民族形成共同的思维、心理和文化奠定了基础。

        中华民族是怎么形成的,中华民族为什么会有共同的梦想?通俗地说,中华民族是海内外中华儿女的统称。千百年来繁衍生息在中华大地上的中华儿女都属于中华民族,中华大地是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发祥地,中华文明或中华文化是中华儿女共同的精神家园。从民族学来说,中华民族不是一个单一的民族,而是一个复合型的民族。正是这种复合型的民族特性,成就了中华民族共同的梦想。

        为什么说中华民族是复合型的民族?按照一般的民族学理论,民族是指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共同文化心理的社会群体。具备这四个共同的特征,就具备了单一民族的基本特征。按照这一标准,中国是一个由56个民族组成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每一个民族既具有一般民族学意义上的民族属性,又具有超越其所在的单一民族而隶属于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属性,每一个民族的成员同样具有这种属性。因此,我们说,中华民族不是一个典型的单一民族,而是一个典型的复合型民族。正是这种复合型的民族属性,成就了中华民族不同于世界其他民族的鲜明特征。1991年作词家乔羽、作曲家徐沛东为第四届中国少数民族运动会创作了脍炙人口的会歌——《爱我中华》,以十分欢快的旋律表达了我国56个民族是一家的崇高的爱国情怀。“五十六个星座,五十六枝花,五十六个兄弟姐妹是一家;五十六种语言,汇成一句话:爱我中华、爱我中华、爱我中华!”这支歌曲唱出了56个民族共同的爱国心声,表达了中华儿女共同的心愿,一经推出,迅速红遍大江南北,成为中华儿女表达爱国情怀的经典歌曲,深受中华儿女的喜爱并广为传唱。《爱我中华》以通俗歌曲的形式,表达了56个单一民族共同组成复合型的中华民族的准确意蕴。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用“多元一体”表述了中华民族这一范畴的科学内涵。理解中华民族的内涵,不应局限于民族学理论对单一民族进行的界定,而应在此基础上有所创新,形成符合中华民族实际的科学概括,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加准确地理解中华民族与世界其他民族的不同,才能深刻把握中华民族独特的属性。

        中华民族作为典型的复合型民族,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尽管“中华民族”这一范畴是近现代以来才提出的,但中华民族作为一种复合型民族的存在具有悠久的历史。中华民族的这种复合型特性的形成过程极其复杂,其复杂性远远超过世界上任何单一民族的特性形成的过程。从历史来看,这种复合型民族的形成贯穿中华文明史的始终。

仅从几个点上来说,在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上有四个极为重要的范畴:分别是“炎黄”、“中国”、“华夏”、“中华”。这四个范畴的确立以及形成的广泛认同,在中华民族作为复合型民族形成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关于炎黄。据我国最早的国别史《国语》记载,炎帝、黄帝两个部落发源于陕西中部渭河流域。后来,两个部落展开激战,黄帝打败了炎帝,两个部落渐渐融合成华夏族,奠定了华夏民族的根脉。炎帝和黄帝被称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受到华夏儿女的尊崇。除世代聚居于中原地区的民众自称为炎黄子孙外,在民族融合的历史进程中从中原周边内迁的各少数民族所建立的政权均从血统、地缘及文化制度上服膺炎黄,以炎黄子孙自称。据《史记?匈奴列传》记载,铁弗匈奴刘(赫连)勃勃强调自己的夏王室血统,称所建政权为夏。《魏书》记载,鲜卑拓跋氏自述为黄帝之裔。《周书?帝纪》记载,鲜卑宇文氏自述为炎帝之裔。《南齐书?芮芮传》记载,远在漠北的柔然,当其强盛之时曾宣称以“光复中华”为己任。中国历史上的许多少数民族都曾以推崇炎黄来证明自身对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表明自身的中华民族种族归属。

        关于中国。相关研究资料表明,“中国”一词最早出现在考古发掘出的原始人的雕刻中,作为地名最早出现在陕西宝鸡周原出土的文物上。作为地理学上国家意义的范畴,春秋战国时期的《孟子》、《庄子》等典籍已开始使用,那时的“中国”是指后来说的“中原”。作为种族意义上的范畴,与蛮、夷、戎、狄等少数民族并称或对举,最早出现在《礼记》、《左传》等典籍中,这种并称和对举,赋予中国这一地理学意义上的概念鲜明的民族学及文化学意义。在数千年的历史发展中,随着儒家思想在中原地区统治地位的确立,中原文明对周边少数民族的影响越来越大、优势地位逐步加强,中国作为地理学意义上国家范畴的象征意义逐渐被一个又一个的王朝所取代。随着王朝的更迭和兴衰,地理学意义上的中国也在发生着时大时小的明显的变化,但文化学意义上的中国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持久的影响力。在这种文化力的影响下,民族学意义上的中国得到不断加强和壮大。至晚明、清初西方传教士东来,他们称明清两朝为“中华帝国”,简称即是“中国”。1689年(康熙二十八年)订立的中俄《尼布楚条约》,是中国与外国划定边界的第一个近代主权国家间的条约。签订这个条约的中国政府是清朝,但使用的国名是中国。《尼布楚条约》对疆界划分与人民归属的称谓,使用的是“中国”与“中国人”。这是以国际条约的形式第一次将“中国”作为主权国家的专称。正是基于这种历史的积淀和深厚的民族文化心理,辛亥革命后成立的“中华民国”简称为“中国”。中国正式成为国名。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时,定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继续沿袭了“中国”这一简称。中国这一含有地理学、民族学、文化学等多重意义的范畴,最终聚焦到一个现代国家的国名上。中国这一称谓是区别从远古走来至今生活在东亚大陆上的伟大民族与世界其他民族的标志性符号。

关于华夏。华夏是古代汉族的自称,即由炎帝和黄帝部落融合而成的华夏族。据《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公元前2100年至公元前770年黄河中下游的夏人、商人、周人和其他部落长期相处,逐渐形成华夏族。周王朝时把分封出去的诸侯国称作“诸夏”或“诸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不久汉朝建立。从汉朝开始,逐渐以汉族代替了诸夏、华夏等称谓。从词源学来看,“华夏”一词最早见于《尚书》、《左传》等典籍。《左传》记载孔子的话说:“裔不谋夏,夷不乱华。”从地理学意义上来说,华夏这一范畴,最早指中原地区,后来这一概念的内涵发生变化,指中国全部领土,因此华夏又是中国的代称。聚居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自称为华夏儿女,这与炎黄子孙的内涵大致接近。华夏这一范畴的意义直到现在仍在原有的两个层面上广泛使用,即从地域来讲,是指华夏大地;从种族来讲,是指华夏儿女超越单一民族对中华民族这一整体性族群的认同,表达的是一种共同的民族心理、民族情感和民族凝聚。

        关于中华。中华,为中国与华夏的合称。“中华”一词何时最早使用,尚无详考。有关资料表明,魏晋时期已有人使用。晋代人桓温在《请还都洛阳疏》中说:“自强胡陵暴,中华荡覆,狼狈失据。”据《资治通鉴》记载,唐太宗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中国百姓,实天下之根本,四夷之人,乃同枝叶,扰其根本以厚枝叶,而求久安,未之有也。”明太祖朱元璋起兵反元时在《喻中原檄》中提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1894年,孙中山在美国檀香山建立救国团体“兴中会”。他在《兴中会宣言》中郑重申明:“是会(指兴中会)之设,专为振兴中华,维持国体起见。”“振兴中华”,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凝聚中华民族力量、激励中华儿女斗志的响亮口号,表达了中华民族共同的信念和坚定的意志。除地理、人文等意义外,中华一词天然地蕴含着一种华夏民族强烈的凝聚意识和自觉区别于其他民族的强烈的民族甄别意识。

        这几个核心词汇在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是人们理解中华民族丰富内涵的几个关键词。此外,理解中华民族的丰富内涵,还要深刻把握中华民族融合的基本历程。历史地看,中华民族是一个在数千年历史长河中,基于长期共同的生存发展、长期的交流与融合而形成的具有丰富内涵的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融合的历程大致分为以下六个历史阶段。

         …… ……

        经过漫长、复杂的民族融合,迎来了中华大地上各民族大团结大联合的历史机遇,形成华夏各民族团结统一的思想共识,成为华夏儿女共同的心声。19世纪、20世纪之交,西方国家早已按照民族建国理论建立起现代意义上的独立国家,世界范围内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觉醒迅速高涨,特别是经过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华夏民族处于存亡绝续的重大历史关头,在这种大背景之下,借鉴西方的民族建国理论建立独立、主权的国家,成为近代以来备受西方列强奴役的中华大地上的各民族共同的心愿。此时,隐藏在各民族内心深处呼之欲出的“中华民族”这一范畴开始出现在中国历史的舞台。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梁启超、杨度、章太炎、孙中山、黄兴等人的话语中,开始出现“中华民族”的概念。“中华民族”的提法最早见于1902年梁启超写的《中国学术思想之变迁之大势》中。梁启超指出:“中华民族的近代觉醒是从甲午战争时期才正式开始。”梁启超、杨度、章太炎等最初提出和使用“中华民族”这一范畴时,还具有很大的局限,是指最古老最传统意义上的内涵,即指汉族。这一简单照搬西方近代民族学理论对单一民族的界定而确定的“中华民族”的内涵,显然不能满足各民族大团结共谋生存发展的现实和心愿。随着时间的推移,梁启超等人后来改变主张,接受更加广义的中华民族的概念。孙中山从实际出发对这一概念的内涵进行了丰富和发展。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发布《临时大总统宣言书》提出,“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这就是“五族共和”的民族统一思想。此时,人们已经可以看到,中华民族作为不同于单一民族而是作为复合型民族的思想雏形。此后,他进一步明确“中华民族”概念的内涵,宣称“汉族当牺牲其血统、历史与夫自尊自大之名称,而与满、蒙、回、藏之人民相见于诚,合一炉而冶之,以成一中华民族之新主义”。自此,“中华民族”的概念逐渐被广泛使用,越来越深入人心。这一时期,在中国政界、思想界一大批有影响力的风云人物,都对“中华民族”的科学内涵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有价值的思想观点,进一步深化了全社会对“中华民族”这一范畴的理解和认同。1907年,杨度发表《金铁主义说》一文,把中国解释为地域观念,把中华阐释成文化一统,把中华民族归之为文化族名,提出所有生长于中国这块土地上的民族经过交流融合,已经不可分割地形成了一个中华民族。这就把中华民族的含义赋予现代文化人类学的意蕴,具有很强的说服力、感召力和深远的影响力,得到广泛认同。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在1917年2月和4月,分别发表了《新中华民族主义》和《大亚细亚主义》两文,针对日本人宣扬的以日本民族为中心的大亚细亚主义,提出了中国人应该激发出以各民族融合为基础的“新中华民族主义”的自觉,“则前之满云,汉云,蒙云,回云,藏云,及至苗云,瑶云,俱为历史上残留之辞,今已早无是界,凡籍隶于中华民国之人,皆为新中华民族云。”李大钊提出的中华民族显然具有超越其他各民族的内涵,着重强调的是中华民族的整体性觉醒。“中华民族”这一概念,作为多民族统一的复合型民族范畴的提出、传播和认同,实现了中华民族在思想、情感、精神、力量等方面的初步集中统一和凝聚,从此,在中华民族思想意识的深处结束了“一盘散沙”的历史,也为中华民族共同探索实现中国梦的正确路径,打下了重要的思想基础,标志着中华民族整体性的觉醒。中国共产党正是在此基础上团结带领中华民族开启了中国革命的光辉历程。1935年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说:“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这是中国共产党人面对外来强敌的入侵表达的中华民族团结和凝聚起来而形成的自信和豪迈,是团结和凝聚起来的中华民族发自内心而又压抑不住的强力呐喊,表达的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敢于斗争、勇于胜利、向着梦想而拼搏奋进的民族志气。历史证明,团结和凝聚起来的中华民族有这样的气概、决心和能力,有战胜一切困难和艰难险阻而最终取得胜利的高贵品质。多民族团结统一的复合型的中华民族,是中国数千年来民族融合的结晶。民族融合的这一伟大成就,从根本上确立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强主体,这一主体形成过程中培育起来的共同的民族思维、民族意识、民族情感、民族精神等,为中华民族实现共同的梦想奠定了深厚的人文基础和共同的社会心理。

“在历史意识中,中国是一个只需复原,而无须创建的既有国家。”基辛格撰写的《论中国》开篇探讨中国的独特性时如是说。这一说法与中华儿女秉持的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梦想基本吻合。复兴梦想始终是中华民族独特的民族想象,正如基辛格所说,中华文明似乎没有起点,而实现复兴就是中国历史的开始。中华民族为什么十分强调复兴,为什么自古以来就把复兴作为追求的目标,至今还没有研究者给出答案。我们认为,重视复兴是中华民族积极推动历史发展的独特智慧,是给现实增加一个曾经存在的里程碑式的社会目标供当下的人们积极主动地努力超越,这就给历史发展注入了一个强大的内在精神力量以推动或加快当下历史的发展。正是秉持这样的加速历史发展的坚定信念,数千年来中华民族一直在衰落和复兴之间不懈跋涉,摆脱着衰落的屈辱和苦痛,追寻着复兴的梦想和向上的力量,不断实现着对过往历史巅峰的超越,成就了无数新的历史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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