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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传记

《长征记》(连载一)

发布时间:2020-01-03 20:28:02     阅读:11 举报

《长征记》

曲爱国 张从田 著

华夏出版社 2016年出版

内容简介

       在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之际,这部军事文学作品以恢弘的气魄和生动的笔触,高屋建瓴地全面观照了举世闻名的长征的整体过程。该作品从宏观到微观,从全景到特写,立足高点、视野开阔,满怀豪情又细致入微地对读者做出详尽的解说,娓娓道来的描摹同时,不乏激情澎湃的挥洒。通过深入的述说与阐发,挖掘出具深刻内涵的命题,对于提升人们对长征固有的认知 ,具有崭新的意义。

      

引子:踏上长征路

曲爱国 张从田

2016年08月08日07:32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点击阅读人民网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专题: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声明:本文(含图片)节选自《长征记》一书,系华夏出版社授权人民网发布。请勿转载。(全书目录)

1934年4月28日,广昌城头残阳如血。遭受重大伤亡的中央红军主力部队,黯然撤离城池。持续了十八天的广昌保卫战以红军的失利而告终。

广昌革命纪念碑

此时,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行动已经进行到了第八个月。1933年9月,在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围剿”相继取得了成功之后,蒋介石亲自披挂上阵,调集五十万大军,经过四个多月的精心准备与筹划,对中央苏区发起了规模空前的“围剿”行动。在以德国前国防军总司令西克特为团长的外国军事顾问团的参谋下,国民党军一改以往“围剿”行动的战术,节节逼近,逐步紧缩,以守为攻,依托坚固工事,采取堡垒主义,筑碉构堡,火力开路,企图先消耗红军的有生力量,然后再实施决战,彻底解决中央红军,一举荡平中央苏区。

中央苏区也是全民动员,全力以赴,奋力迎敌,以决战的姿态展开了坚决的反“围剿”作战。然而,七个多月过去了,尽管红军主力的总兵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十万余人,尽管红军将士浴血奋战,在局部作战中屡屡重创敌军,尽管苏区军民同仇敌忾,寸土必争,誓死保卫红色政权,但始终无法打破国民党军的铁壁合围,无法挫败敌人的“围剿”行动。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旧址

执掌中共中央领导大权的中共临时中央总负责博古(秦邦宪)等人,在反“围剿”作战之初也曾踌躇满志,壮志满怀,将粉碎国民党军的第五次“围剿”视为在“短促的历史时期内”实现“中国革命在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的决战,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大批熟悉中国国情、能够正确指导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的领导人彻底排斥于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之外,把军事指挥权完全交给了共产国际派到中国的军事顾问德国人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化名华夫),他反对游击战和带有游击性的运动战,全盘照搬苏联红军的战略战术,推行了一整套冒险主义的“左倾”军事路线。

在国民党大军压境的情况下,他们不是集中红军全部力量进行反“围剿”作战准备,而是分散兵力,以攻对攻,在江西、福建两个方向用“两个拳头打人”;继而在国民党军“围剿”开始后,又推行军事冒险主义,命令红军向国民党军的堡垒地带进攻,企图御敌于苏区之外。在国民党军第19路军于1933年11月发动反对蒋介石的“福建事变”时,错失良机,拒绝与第19路军建立真正的联合,实行协同作战,使蒋介石得以在从容弹压“福建事变”后,转移兵力,继续对中央苏区实施全面进攻。最后,当国民党军重新展开全面进攻的时候,领导集团又扬短避长,抛弃红军所擅长的机动作战,以堡垒对堡垒,层层设防,以阵地防御结合“短促突击”的正规阵地战、消耗战,与占据绝对兵力特别是火力优势的国民党军死拼硬打,使得战事完全陷入了蒋介石所期望的发展轨迹。红军仓促构筑的野战工事在国民党军的密集炮火轰击下坍塌,将士们的血肉之躯在钢铁撞击中倒下,广昌之战,博古与李德亲赴前线督战,依旧无法避免失败的结局。

博古

李德

广昌战斗后,曾经拥有六万平方公里土地、三百万人口的中央苏区丧失了全部的游击区与外围屏障,只剩下了以瑞金为中心的幅员狭窄的中心区。红色根据地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战局空前危急。中国革命的航船到底驶向何方,红军到底该如何行动,是继续在苏区迎敌,决一死战,还是另辟蹊径,以求得绝处逢生,历史把年轻的中国红色革命政权和红色武装力量推到了抉择的关头。

国民党军在中央苏区周围修筑堡垒

在此情况下,中共中央也曾考虑过将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的问题,并将此设想报告了共产国际。同时决定成立由博古、李德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总政委周恩来组成最高“三人团”,负责“处理一切”。在最高“三人团”中,博古总负责,军事设计与计划权归李德,周恩来负责军事指挥与调度,最后决策权和军事指挥权实际控制于博古、李德之手。

1934年6月25日,共产国际回电,虽然同意中央红军主力撤离苏区,但却认为:动员新的武装力量,这在中(央苏)区并未枯竭,红军各部队的抵抗力及后方环境等未足使我们惊慌失措。甚至说到对苏区主力红军退出的事情,唯一目的只是为了保存活的力量,以免遭受敌人可能的打击,依旧要求红军坚持内线作战。来自莫斯科的遥控,使得中共中央的决策再次偏离了正确轨道,而“左倾”路线执行者对莫斯科“圣旨”的顶礼膜拜,则使得其在走与留的重大问题上,始终犹豫不决,举棋不定,红军的处境因而更加危机重重。

1934年7月,国民党军开始对中央苏区中心区发动最后的进攻。红军继续在内线作战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可能性已经很小,必须毫不迟疑地实施战略退避,跳出重围,以保存主力,另寻战机。但博古、李德却固执己见,仍然采取以堡垒对堡垒的单纯防御战略,要求用一切力量捍卫苏区,来求得战役上的大胜利和战略情况的转机,指挥红军与国民党军进行自我毁灭的决战——于是,只是为了调动与分散国民党军的“围剿”力量,中共中央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先后派出了两支部队北上、西征,以减轻反“围剿”作战的压力。

7月初,中共中央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以第7军团为基础组成抗日先遣队,寻淮洲任军团长,乐少华任政治委员,粟裕任参谋长,刘英任政治部主任,曾洪易为中共中央代表随军行动,北上闽浙赣皖边地区,创建游击区域,建立苏维埃根据地。7月6日,由六千余名将士组成的红7军团从瑞金出发,冲破国民党军的层层堵截,转战闽中、闽东、浙西、皖赣边,最终于10月下旬进入闽浙赣苏区与红10军会师,组成红10军团。刘畴西任军团长、乐少华任政治委员(后粟裕任参谋长,刘英任政治部主任),并组成以方志敏为主席的军政委员会,继续执行北上任务。11月,红10军团进入皖南活动,次年1月在返回闽浙赣苏区过程中,于怀玉山遭敌军伏击失败。企图以红7军团几千人的行动来调动敌人,促使敌人进行战略与作战部署上的变更,只能是“左倾”路线执行者脱离实际的一厢情愿,根本难以达到目的。但抗日先遣队的红军将士,在半年多的时间内,转战闽、浙、皖、赣,深入到了国民党“围剿”军的后方,震动了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地区,建立了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这一行动,实际上拉开了红军战略转移的序幕。

寻淮洲

粟裕

方志敏

7月下旬,中共中央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以下简称“中革军委”)又决定,以位于湘赣苏区的第6军团向湖南中部转移,开展游击战争,创立新苏区,并与活动于湘、鄂、川、黔边区的红3军建立可靠的联系,以促成江西、四川两大苏区的联结。同时决定,由任弼时任中共中央代表,与萧克、王震组成军团军政委员会,任弼时任主席,8月12日,红6军团誓师西征,萧克任军团长,王震任政治委员,李达任参谋长,张子意任政治部主任,全军团共九千七百余人。在八十多天的征战行动中,第6军团转战湘、赣、桂、黔四省,行程五千多里,历尽千辛万苦,冲破国民党军的重重阻截,最终于10月24日在贵州省印江县木黄与和贺龙、关向应率领的红3军会合。红6军团的西征,胜利完成了战略转移和牵制敌人的任务,其行进路线基本与尔后中央红军长征的初期路线相吻合,因而实际上起到了为中央红军实施大规模战略转移的侦察、探路的先遣队作用。

北上、西征部队的战士尽管英勇卓绝,但因兵力薄弱,不足以大量牵制、分散国民党军力量,未能从根本上动摇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围剿”部署,反而促使蒋介石加快了第五次“围剿”的步伐,集中全部主力对中央苏区中心区展开更加猛烈的进攻。博古、李德命令红军主力和一切地方武装“六路分兵”,“全线抵御”,继续与敌人打消耗战,红军被迫开始了更加艰苦的阵地防御作战。在国民党军的主要攻击方向,红军在高虎脑、万年亭、驿前等地,前赴后继,誓与阵地共存亡,重创敌军,但自身也再次遭受重大伤亡,且未能遏止敌军的进攻。

红6军团部分人员于1935年在湖南省新化县合影,前排左起:周仁杰,李铨,政治委员王震,政治部主任夏曦,军团长萧克,中排左起:6、晏福生,7、刘礼年;后排左起:王赤军、贺庆积、戴正华

到了9月上旬,苏区只剩下瑞金、会昌、雩都(今于都)、兴国、宁都、石城、宁化、长汀等县的狭小地区,人力、物力都极端匮乏,在内线打破敌人“围剿”的可能性已经完全丧失,中央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行动败局已定,战略转移势在必行。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博古、李德等人终于被迫放弃了在苏区内部粉碎国民党军“围剿”的计划,决定中央红军主力在10月底或11月初实行战略转移,沿红6军团西征的路线,到湘鄂西与红2、红6军团会合,然后实行反攻,以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恢复中央苏区。根据这一决定,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部署与准备开始仓促展开。

9月8日,中革军委发出指示,要求部队转入运动防御,以最高限度地节用有生兵力及物质资材为基本原则,主力集结并在战斗间隙转入补充整训,准备全部撤退。随后又发出指令,令中央红军各军组织好后方机关,加强运输队的建设。同时,在地方政府的全力协助下,动员了三万名新战士参军,大力扩编红军主力部队,组建了红8军团和教导师。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对红军主力撤离后的苏区工作进行了部署,成立了中共苏区中央分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和中央军区,统一领导中央苏区和闽浙赣苏区的党政军工作。中共苏区中央分局由项英、瞿秋白、陈毅、陈潭秋、贺昌等人组成,项英为分局书记、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陈毅为办事处主任。地方党和政府也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进行了适应敌占区工作和游击战争的改组,政府机构进行了合并,敌占区的县、区军事部改为游击队司令部和政治部,军事部长任司令员,县(区)委书记任政委。

中央苏区部分领导人,左起:叶剑英、杨尚昆、彭德怀、刘伯坚、张纯清、李克农、周恩来、滕代远、袁国平

但是,实行战略转移这样一个关系到中国共产党和中央红军命运乃至于中国革命前途与命运的重大决策,是在一种极端不正常的情况下做出的,甚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也没有进行讨论。战略转移的准备与部署都由最高“三人团”直接处理,实际上一切都处在博古、李德的操控之下,政治上博古做主,军事上李德决定,周恩来只负责督促军事计划的实行,并不能与闻所有的事情。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名义下达的指示、命令,均要求“绝对秘密”,严禁向干部、部队传达,关于为什么退出苏区、当前任务怎样、到何处去等基本的任务与方向问题,始终秘而不宣。这种以强调保密为借口的极端行为,使得党、政、军的众多高级干部都被蒙在鼓里,更谈不上在军队和地方领导干部中进行必要的解释、教育与动员工作,直接影响了整个战略转移的思想准备与其他准备工作。

参加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部分干部。前排左2起:叶飞、陈毅、项英、黄道;后排左起:顾玉良、沈冠国、温仰春、曾昭铭、李步新

9月26日,国民党“围剿”军主力对中央苏区腹心地区发起多路总攻,并拟定于10月14日总攻瑞金、宁都。此时,苏区尚有少量回旋空间,中央红军完全可以利用各路敌军推进情况不一,且不敢长驱直入的间隙,对部队进行必要的休整与动员、整顿,然后精心筹划,突破其包围圈,寻机作战,或如毛泽东当时所建议的那样,以主力向湖南中部前进,调动敌人至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战机,歼灭其有生力量,粉碎“围剿”,恢复苏区。然而,博古、李德等人却被敌军的气势所吓倒,决定提前一个月实行战略转移。

张闻天

《红色中华》报社论《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

9月29日,中共中央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执行委员会主席张闻天的名义在《红色中华》报第239期上发表了题为《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的署名社论。社论写道:“为了保卫苏区,粉碎第五次‘围剿’,我们在苏区内部求得同敌人的主力决战。然而为了同样的目的……我们有时在敌人优势兵力的压迫之下,不能不暂时地放弃某些苏区与城市,缩短战线,集中力量,求得战术上的优势,以争取决战的胜利。”这篇社论,以间接的语言发出了中央红军准备实施战略转移的第一个公开信号。

10月6日,国民党军占领红都瑞金的门户石城,博古、李德在严峻的局势面前,完全失去了冷静与沉着,陷入了更加惊慌失措之中,决定中央红军主力立即撤离中央苏区,向湘西实行战略转移。

10月7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命令:担任战略掩护任务的红24师和地方武装接替红军主力的防御任务,红军主力则向瑞金、雩都地区集结,准备执行新的任务。8日,中共中央发出《给中央分局的训示》,指出:如果红军主力继续在苏区内部作战,会损失最宝贵的有生力量,“这不是保卫苏区的有效的办法。因此,正确地反对敌人的战斗与彻底地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必须使红军主力突破敌人的封锁,深入敌人的后方去进攻敌人”,而苏区的一切党组织的基本任务,是在中央的总方针指导下,围绕自身工作,发展广泛的游击战争,来反击敌人与保卫苏区。9日,红军总政治部发布《关于准备长途行军与战斗的政治指令》,要求“加强部队的政治、军事训练,发扬部队的攻击精神,准备突破敌人的封锁线,进行长途行军与战斗”。

1934年10月9日,总政治部发出巩固部队准备长期行军与战斗的指令

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革军委机关与直属部队被编为了两个纵队。第1纵队由红军总部和干部团组成,叶剑英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钟伟剑任参谋长,王首道任政治部主任,下辖四个梯队,最高“三人团”成员博古、李德、周恩来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革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朱德等随该纵队行动;第2纵队由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总工会、青年团机关和后勤部队、卫生部门等组成,罗迈(李维汉)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邓发任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张宗逊任参谋长,邵式平任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执行委员会主席张闻天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等人随该纵队行动。

参加战略转移行动的除第1、第2纵队外,还有中央红军主力部队第1、第3、第5、第8、第9军团及部分担负运输任务的民工,共八万六千余人。其中,第1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参谋长左权,政治部主任朱瑞,下辖第1、第2、第15师;第3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治委员杨尚昆,参谋长邓萍,政治部主任袁国平,下辖第4、第5、第6师;第5军团军团长董振堂,政治委员李卓然,参谋长刘伯承,政治部主任曾日三,下辖第13、第34师;第8军团军团长周昆,政治委员黄甦,参谋长张云逸,政治部主任罗荣桓,下辖第21、第23师;第9军团军团长罗炳辉,政治委员蔡树藩,参谋长郭天民,下辖第3、第22师。中共中央先后派凯丰、刘少奇、陈云为驻第5、第8、第9军团的中央代表,以加强对这些部队的领导。

提前进行战略转移的决定,使得红军战略转移变得极为仓促。许多部队是从前线直接开赴集结地域,稍作调整,即整装出发,根本没有时间也不允许进行必要的政治动员,对长途行军作战缺乏充分的精神与心理准备。同时,作战部队缺乏必要的休整,长期进行阵地攻防作战,缺乏运动进攻、遭遇、奔袭、渡河、突破等运动作战的技战术演练,战术准备极不充分。新征集的3万新兵不是补充主力部队,而是突击编成了第8军团和教导师等新部队,且编成后就立即出发,结果主力缺编少员,新部队则训练不足,严重影响了部队的整体战斗力。

然而,这一切都不能影响战略行动的开始。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第1、第2野战军纵队离开瑞金,参加战略转移行动的红军主力也先后由驻扎地区向雩都河(贡水)以北的集结地域开进。

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行动在匆忙之中开始。中国工农红军伟大的长征由此拉开帷幕。

离别的日子终于到了,依依惜别之情笼罩着苏区的每一块土地。苏区的民众聚集在村头、路边、河畔为部队送行,热泪沾衣叙情长。像每一次作战行动开始前一样,红军将士对即将开始的西征充满必胜的信念。然而被迫离开用生命与鲜血创建的中央苏区,离开哺育红军成长壮大的红色土地的现实,如重石般压在了每个红军战士的心头。他们可以从容面对战场上的浴血拼杀,却难以承受与苏区人民的离别。队伍中,官兵们不断回头,凝望中央苏区的山山水水,挥泪告别故乡的山林、村庄、父老、兄弟、姐妹、战友和苏区的一切、一切……

时任红1团团长的杨得志回忆说:“战争年代,出发和上前线,上前线和打仗,几乎是同义词。以往,部队的指战员听说要上前线,不用动员也会‘嗷嗷’地叫起来。但这次出发,气氛却截然不同。虽然当时谁也不知道这是要撤离根据地;谁也不知道要进行跨越11个省的万里长征;谁也不知道此一去什么时候才能转回来,但那种难分难舍的离别之情,总是萦绕在每个人的心头。赶到雩都河边为我们送行的群众中,除了满脸稚气、不懂事的小孩子跑来跑去,大人们的脸上都挂着愁容,有的还在暗暗地流泪。老表们拉着我们的手,重复着一句极简单的话:‘盼着你们早回来,盼着你们早回来呀!’连我们十分熟悉的高亢奔放的江西山歌,此时此地也好像变得苍凉低沉了。令我难以忘怀的是,那些被安排在老乡家里治疗的重伤员和重病号也来了。他们步履艰难地行走在人群之间,看来是想寻找自己的部队和战友,诉诉自己的衷肠。……我也想过,或许有的伤员会赶上来,但是直至部队进入了湖南,我们团留下的同志却没有一个能赶上来……”

夕阳西下,秋风萧瑟。10月17日黄昏,战略转移的中央红军部队从雩都、花桥、潭头圩(龙石咀)、赖公庙、大坪心(龙山门)、峡山圩(孟口)等10个渡口,踏着突击架设的浮桥,渡过雩都河,开始了突出重围的行动。

没有人能够想到,此次西征行动竟然是与中央苏区的长久告别,中央苏区从此将陷入白色恐怖下的浩劫,直到十五年后,红军的后代人民解放军部队方打回苏区,与亲人相聚。

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

雩(yú)都河长征渡口

更没有人能够想到这次战略转移竟要耗时一年,纵横十一省,长驱两万五千里,演变为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长征,谱写出一部壮丽的史诗,耸立起一座巍峨的丰碑,成为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人民军队、伟大的中华民族宝贵的财富和永远的骄傲。

中央红军踏上了漫漫长征路。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开始了。

第一章 突破三道封锁线


第一章 突破三道封锁线

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共动用了五十万部队,由蒋介石坐镇南昌指挥,分编为北路、南路、西路三路军。北路军以顾祝同为总司令,由其嫡系中央军部队组成;南路军以广东军阀陈济棠为总司令,由粤军部队组成;西路军以湖南军阀何键为总司令,由湘军部队组成。国民党军在中央苏区四周构筑了各种碉堡、工事,形成了数道严密的封锁线。1934年1月下旬,又以北路军中的部分嫡系部队组成了东路军,由蒋鼎文任总司令。

红军经过的瑞金武阳桥

国民党“围剿”军虽然兵力占绝对优势且部署严密,防线重重,但内部的矛盾冲突则不可避免地导致了部署上的漏洞。在国民党军四路大军中,北路军和东路军均为蒋介石的嫡系中央军部队,且力量集中,装备精良,红军要想从其中间撕开缺口,殊非易事。然而,西路军的湘军主力正忙于“围剿”西进的红6军团与活动于湖南各地的红色武装,力量分散;南路军总司令陈济棠则与蒋介石同床异梦,拥兵自保,既惧怕红军进入广东,又唯恐蒋介石以“剿共”之名,驱兵入粤,动摇自身的统治,因而一方面迫于蒋介石的压力,派兵参与了对中央苏区的进攻,另一方面则以重兵在江西与广东交界处构筑防线,防守广东,且派员与红军进行了秘密谈判,达成了停战协议,这就为红军迅速突破国民党军的封锁线西进提供了可以利用的有利战机。

广东军阀陈济棠

中革军委将中央红军突围行动的突破点选定在了陈济棠防区,决定迅速穿越粤军、湘军的防区,抢在蒋介石调整部署、形成新的包围圈之前,与活动于湘鄂西的红2、红6军团会合。1934年10月17日,中央红军主力部队渡过雩都河之后,向指定的进攻发起地域多路秘密开进。

对于红军主力部队的集结,蒋介石最初认为只是实施小规模战术性部署调整,至多不过是对南线的粤军实施反击,而这对其来说正中下怀,因而并没放在心上。蒋介石对“围剿”中央苏区,消灭中央红军已是成竹在胸,认为胜利已经指日可待,遂于10月上旬偕夫人宋美龄周游全国,接见军政要员,大谈“围剿”红军的战绩,风光异常。然而,蒋介石因为自己的得意忘形,错过了一个十分重要的信息。10月3日,投降国民党的前中革军委总参谋部第5局局长兼军委动员武装部部长杨岳彬向国民党透露了红军下一步的行动计划。据此情报,国民党南昌行营作战厅厅长贺国光在发给蒋介石的电报中说明,红军面对目前不利的形势,做了上中下三种准备:第一,为保存中央苏区和政府而聚集力量在瑞金、石城之间或在瑞汀附近与国民党军决战。第二,如果决战失败,则以一部散布闽赣地区牵制国民党军,红军主力将向南经安远、信丰、三南一带转进湘南,前往四川或滇黔边,与徐向前、贺龙两部会合。这也是斯大林的主张,他认为四川最适合割据,该地区不畏经济封锁,也可向新疆、外蒙发展,取得苏俄直接帮助。第三,如果陈济棠南路军堵住南去的道路,“则将兵力分成数股窜扰闽南闽北闽中及粤之东原等处,牵制国军,以保存赣南之零星匪区及伪中央后方,为将来根据地。此为下策。”北上视察途中的蒋介石并没有及时得知这一消息。直到10月18日,忽接东路军报告,称在占领瑞金后发现的资料中发现红军主力有西进的意图,才如梦方醒,明白红军的行动不是战术调整,而是战略转移;不是南下反击,而是西进突围。他立即飞回南昌,主持军事会议,确定追堵中央红军的计划:以北路军第六路军总指挥薛岳率嫡系中央军吴奇伟、周浑元两个纵队组成“追剿”部队,对红军主力实施追击;令何键将西路军总部移至衡阳,除以一部继续“清剿”赣西红军外,湘军主力悉数调往湘南布防,并依湘江东岸构筑工事进行堵截;令南路军陈济棠将总部推至韶关,除以一部留置赣闽边“清剿”外,主力进至粤湘边乐昌、仁化、汝城间构筑防线进行截击;令广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的第4集团军将总部转至桂林,主力集中桂北,准备参加堵击作战。蒋介石的基本意图是:以粤军、湘军正面封堵,桂军侧击,中央军跟踪追击,从而对中央红军形成围追堵截的作战态势。

王母渡国民党军碉堡

然而,蒋介石的部署终究慢了半拍。各路国民党军尚未开始行动,红军的突围行动已经开始。10月19日至20日,红军部队主力到达仁风圩(街)、双芫(园)、牛岭、长洛、桂林江等地区,进抵陈济棠的南路军沿桃江(信丰河)构筑的碉堡群防线,并完成突围前的作战准备。

突破第一道封锁线

陈济棠的粤军沿桃江构筑的防线,位于赣州以东,沿桃江向南,经大埠、王母渡,转向东南,经韩坊、新田等地,共部署四个师另一个独立旅。这道防线后来被称作国民党军堵击中央红军的第一道封锁线。根据与红军达成的协议,陈济棠只以部分兵力分驻各地,“沿途筑碉挖壕,架设枪炮如临大敌”,以示其执行蒋介石的“围剿”命令,而将主力集结于纵深,以便机动。

中革军委决定,以红1军团在左,红3军团在右,由王母渡、韩坊、金鸡、新田段突破粤军防线;红9军团在红1军团后跟进,红8军团在红3军团后跟进,分别掩护左翼和右翼安全;军委第1、第2纵队居中,红5军团殿后。突破粤军防线后,全军向湘南前进。突围时间确定在21日夜至22日晨。

部队行动前,中革军委曾派人将红军需要经过的地点通知了陈济棠,并声明只是借道西进,保证不入广东腹地。但陈济棠接到通知时,红军的行动已经开始,没有来得及使陈的前沿部队了解红军意图,因而战斗一度非常激烈。

战斗首先在江西安远与信丰间打响,红1师第1团向新田攻击前进,粤军守军一个团认为是“土共”、“游击队”骚扰,以两个营出击,遭到红1团迎头痛击,仓皇逃跑,红1团乘胜追击,进占新田。与此同时,红2师第6团袭占金鸡,红3军团也攻占百室、韩坊、固陂。红军旗开得胜。

激战一夜,粤军终于明白自己不是遭受小股游击队的骚扰,而是面对红军主力的大规模行动,遂根据与红军达成的协议,稍加抵抗,主力即全线后撤,向安远、信丰、南康集中。红军部队也遵守协议,对后撤的粤军未作深远追击,主力按照原定计划向信丰东南地域推进。

红4师师长洪超

22日,左路红1军团部队与从重石、版石退往安西的粤军第1师两个团遭遇,双方激战数小时,粤军不支,向安西逃跑。红1军团部队发起追击,共歼灭其约一个团,并乘势向安西发展。右路红3军团在向白石圩前进时,前卫红4师第11团突遭粤军截击。师长洪超指挥红11团奋力反击,很快将粤军击退,但洪超在战斗中不幸牺牲。至22日,红2军团部队占领坪石、固陂。红8军团由王母渡渡过桃江,向坳口、大垅方向前进。

洪超烈士墓

粤军第1师退守安西后,惊恐不定,数次向粤军第1军军长余汉谋求援。余汉谋也搞不清红军真实意图,不敢轻举妄动,只派了一个团前往增援,另以两个团向北佯攻,接应和掩护第1师南撤。但红军的目的并非攻占安西,而是震慑粤军,保障主力西渡桃江。23日,中央红军以红9军团继续监视安西、信丰、安远三处之敌,主力转兵西进。红1军团绕过安西,与红3军团并肩疾速西进,直向桃江。24日,红1军团主力占领铁石口等地,红3军团主力占领大塘埔等地,两军团的前锋部队占领桃江东岸,控制了渡口。当晚,各路红军先头部队渡江,抢占西岸要点,掩护主力过江。红3军团第5师占领江口等地,前锋进至梅岭关、中站;红1军团第2师向广东乌径方向推进,严密屏蔽着渡江通道。25日,军委第1、第2纵队和其他红军部队从信丰南北全部渡过桃江,突破了国民党军的第一道封锁线。

突破第二道封锁线

红军突破第一道封锁线之后,陈济棠将主力全部撤至大庾(大余)、南雄、安远等地转入防御,以防红军进入广东。此刻,湘军何键部队仍然分散各地担负“清剿”任务,湘南、湘中只有部分地方保安部队;担负“追剿”任务的蒋介石嫡系薛岳部远在赣江以东的兴国、古龙岗、石城地区,短期内无法赶到湘南、粤北地区。国民党军力量分散,再次给予了红军西进的良好战机。

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决定,乘国民党军尚未完全判明红军意图之际,迅速沿赣粤和湘粤边界,向湖南汝城和广东城口之间地区前进,并确定:第一步进到西江、大庾、南雄地区,主力于大庾、南雄间西进;第二步进到沙田、汝城、城口地域,相继占领汝城。

兵贵神速,对于突围西进的红军来说,这一点更为重要。红军只有快速行动,方能抓住瞬间即逝的战机,抢在国民党军部署调整之前,突出重围,摆脱险境。但是,大搬家式的转移却使得红军步履艰难,一步一顿,根本无法实现自己的战略意图。

离开中央苏区时,博古、李德等人不仅下令带上了众多非战斗人员,而且将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直属的兵工厂、印刷厂、印钞机、机床、医院的“X”光机等各类笨重机器,乃至于桌椅板凳都进行了包装,雇请了上千名挑夫,加上中央教导师和各单位原有人员,组成了庞大而笨重的运输队伍,肩挑人抬,全部携带上路。这些“坛坛罐罐”,加上各种非战斗人员,构成了一个流动着的“共和国”。非战斗人员占到了红军西进部队总人数的一半以上,行动极其迟缓,有时一天只能走十至十五公里路。

突破第二道封锁线纪念碑

红军送给汝城群众的棉毯

机动灵活,本是红军部队作战的典型战法。但为了保护中央机关的行进,昔日来去无踪的红军部队此刻却变得步履蹒跚。在博古、李德的指挥下,从离开中央苏区起,红军一直采取两个军团在左,两个军团在右,军委两个纵队居中,一个军团殿后的甬道式部署行进。红军作战部队不得不把自己由战斗队变成了掩护队,变成了一个轿子,合力抬起中央、政府机关与沉重的辎重行装,机动能力受到严重影响,战斗力遭到极大削弱。时间就在这种缓慢的行进中一点一点地被销蚀了。

城口旧照

蒋介石接到红军突破第一道封锁线迫近湘南的报告后,大为震惊,急电陈济棠、何键,令其火速出兵,在湘粤两省交界的汝城、仁化、城口间构筑第二道封锁线,坚决堵击红军西进。同时令其他各路国民党军部队,迅速集结开进,参加“围剿”行动。

蒋介石心急如焚,但此时国民党军却依旧处于分散的状态,难以形成真正的堵截“追剿”部署。湖南军阀何键部虽欲全力阻止红军进入湖南,无奈部队尚在收拢并次第向湖南衡阳、郴县之间集结,在湘粤边地区只有一个旅和部分地方保安团,对堵截红军是有心无力。唯一能够立即投入堵击红军作战的粤军陈济棠部队则另有打算。桃江沿岸的交手,使陈济棠充分领教了红军部队的战斗力,因而接到蒋介石的电令后,他既怕红军挥师入粤,又不愿正面堵截红军,况且他已经与红军签订了让路协议,更不愿与红军死打硬拼。为了敷衍蒋介石,他只命李汉魂率三个师赶往乐昌、仁化、妆城附近,参加堵截行动,而将主力第1、第2军和几个独立师部署于粤赣边地区,防止红军南下,确保广东地盘不失。同时令参加堵截红军的部队小心行动,切不可贸然出击。因此,李汉魂率领堵截的部队行进缓慢,行进数日,才只有一个旅赶到了仁化地区。

各路国民党军行动参差不齐。如果红军这时能够抓住国民党军兵力尚未集中、协同比较困难的有利时机,集中力量,创造战机,完全有可能打一两个歼灭性的胜仗,彻底打乱国民党军的追堵部署,争取主动。但是博古、李德等人却急于夺路西进,采取了消极的避战方针,由反“围剿”作战中的冒险主义、堡垒主义变为了战略转移中典型的逃跑主义,正如毛泽东所形容的那样,是“叫花子打狗——边打边走”,敌人来了打一下,打完之后就走,不仅对可以消灭的敌人据点没有夺取的计划,而且对前进道路上能够消灭的敌人也一味避战,致使整个战略转移行动机械呆板,始终处于被动状态。

10月29日7时,中革军委确定,红军应于11月1日进至沙田、汝城、城口及上堡、文英、长江圩地域,突破国民党军的第二道封锁线。这一地区地处湘粤两省交界的山区,虽然守军以保安队居多,但没有见过正规红军,且没有想到红军会来得如此快,防务松懈,但道路沿线碉堡相连,大队红军通过也非易事。因而,中革军委于11月1日令红1军团夺取城口,红3军团夺取汝城,撕开突破口,掩护主力迅速通过。

担负奔袭城口任务的红1军团第2师第6团第1营,在营长曾保堂的率领下,急行军220多里,于11月2日夜奔袭得手,夺取城口;红3军团部队进到汝城城下后,发现汝城守敌较多,短时间内不易攻取。中革军委遂于11月5日决定,以一部兵力监视汝城之敌,主力兵分三路,以红3、红8军团为右纵队,红1军团第1师和军委两个纵队、第5军团为中纵队,红1军团第2师、红9军团等部为左纵队,从汝城、城口间穿越国民党军的第二道封锁线。

当日,红军各纵队按照中革军委的部署继续西进,至11月8日,抢在国民党军主力赶到之前,全部通过国民党军的第二道封锁线,进入湘南、粤北地区,并继续向宜章方向前进。

突破第三道封锁线

红军通过国民党军的第二道封锁线时,蒋介石已经对红军西进的路线有所判定,认为红军将“继续向宜章方向逃窜”,遂于11月6日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的名义颁布紧急“堵剿”电令,令陈济棠、何键等部在粤汉铁路位于湘、粤边界湖南境内的郴县至宜章间地区,利用原有的碉堡加强工事,构筑第三道封锁线,堵截红军西进湘西。同时令嫡系薛岳的追剿部队昼夜兼程,由江西、福建赶赴湖南。

1934年11月8日,中革军委关于红3军团在良田、宜章突破敌军封锁线的命令

红军进入湘粤边界,向西则进入湖南,向南则插入广东,直接威胁着何键、陈济棠的统治地盘。何键与陈济棠不敢怠慢,急忙调兵遣将,部署防线。湘军以主力置于郴县、宜章间的郴县、良田、文明司等地,粤军将主力置于仁化、乐昌、九峰、延寿、塘村、坪石一带。当时,粤汉铁路虽未全线通车,可部分路段已经能够短途使用,湘军、粤军利用铁路、公路运送部队,并使用筑路的物资、器材构筑工事,在多不在大,重密不重坚,很快在郴县、良田、宜章、乐昌之间形成了阻止红军西进的第三道封锁线。但地方军阀毕竟心怀鬼胎,湘军和粤军都把堵住红军不进入自己的防区作为第一要务,因而所确定的作战方针均为“先堵后剿”,将主力控制在纵深,在力保地盘不失的前提下,再准备利用道路交通方便的条件,从南北两侧向红军部队进行挤压。在部署上,在红军前进的道路上配置兵力不多,在九峰坪仅有粤军一个团,并没有堡垒;乐昌只有粤军两个团;汝城、宜章间无正规部队,只有民团;宜章以北亦只有湘军第15师的一个团。

红军此刻正行进在韶关以北乐昌地区的五岭山脉中。山高路窄,加上行装笨重,各军团与军委纵队全走一条路,拥挤不堪,行进速度很慢。11月6日,毛泽东建议中革军委放弃原定西进计划,向北翻越诸广山,沿耒水北下,甩掉追兵,在山口山一带休整,然后到永丰、蓝田、宝庆等地寻找战机,消灭敌人。但是博古、李德等人根本听不进毛泽东的建议,顽固坚持既定的西进方针和路线不变,只是命令红军尽快通过第三道封锁线,夺路前往湘鄂西。

彭德怀

杨尚昆

11月7日11时,红3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治委员杨尚昆以万火急电,向中革军委提出了突破第三道封锁线的行动计划,指出:红军进入湘南,湘军何键处于存亡关头,必与蒋介石协同动作对付我们;而粤军疑蒋入粤,目前与蒋介石无南北夹击红军的企图。建议“我应迅速坚决突破宜(章)乐(昌)郴(县)间封锁。三军团本着原计划西进,扫除良田、赤石司,突破宜郴间,相机略取宜章,不得即监视之。一军团同时向西速进,突破宜乐间,略取乐昌。九峰之敌无大企图,可驱逐之”。

中革军委接受了彭德怀、杨尚昆的建议。7日16时,中革军委对突破国民党军第三道封锁线做出部署,决定:红军在宜章以北之良田和宜章东南之坪石间突破敌人的第三道封锁线。以红3军团为右翼队,从宜章以北通过;红1、红9军团为左翼队,从宜章以南通过;军委第1、第2纵队和红5军团视情况而定。红8军团仍留东山桥地域,严密警戒汝城。并指出:为保证红军通过乐昌、坪石封锁线,红1军团应占领九峰,并确实牵制乐昌之敌。

红1军团部队到达麻坑圩后,军团长林彪亲自利用粤军留下的电话线,冒充国民党军军官,与乐昌道上赖田民团团长通话,得知粤军邓光龙部三个师三个团已经进至乐昌,并以一个团正向九峰山开进。林彪闻言,十分震惊,挂上电话后,马上命令第2师第4团昼夜兼程,直奔九峰山,不管付出多少代价,必须抢占九峰山制高点。第4团在团长耿飙、政治委员杨成武率领下,疾速前进,抢在粤军之前占领了九峰山,接着又拿下了九峰山南侧的茶岭。与此同时,红3军团第5师占领了良田。两支部队扼守左右两翼,掩护全军安全通过了九峰山以北至五指峰之间地域。

红军继续西行,很快就与在郴县、宜章地区活动的地下党组织与游击队建立了联系,并通过他们对湘南敌情有了充分的了解,获取了宜章、嘉禾、临武等地国民党军力量依旧薄弱的重要情况。

中革军委当机立断,决定以一部兵力佯攻郴县,牵制湘军;一部兵力攻占宜章,拒阻粤军,主力从宜章、郴县之间地区通过并向临武、嘉禾前进,通过国民党军的封锁线。

宜章,此刻成为红军西进道路上的一颗钉子。担负攻占宜章,打开西进通道任务的红3军团本来决定以红5师全部和红6师主力并肩西进,首先突破章桥市、万会桥之线,然后相机占领宜章城。但在9日,彭德怀获悉宜章没有国民党军正规军部队,仅有地方民团据守,立即改变计划,确定以第6师第16团为先遣支队,配属军团迫击炮营,对宜章实施远程奔袭。而以红5师主力、红6师主力及军团直属队随后跟进。

10日,红5师攻占良田、黄泥坳,逼近郴县,切断郴宜大道。红6师第16团立即出发,团长李寿轩、政治委员于端祥率领团队,在游击队的引导下,冒着倾盆大雨向宜章疾进。当部队逼近宜章城时,遭到民团的拦截。红16团在行进间发起进攻,民团根本无力抵抗,顿作鸟兽散。红16团乘胜追击,直抵宜章城下,并很快扫清城外据点,包围城池。当地群众见红军到来,纷纷出来迎接,三百多名筑路工人主动帮助红军挖坑道、扎梯子,进行攻城准备。城内守军见状,魂飞胆破,半夜弃城逃跑。12日拂晓,城门大开,红军不战夺取了宜章城。在此期间,红1军团以一部北进,连克堡垒百余座,切断郴县至宜章的大路,威逼郴县,使得湘军惊惶不已,急忙收缩固守,从而有力地掩护了主力行动。

至此,红军在国民党军的第三道封锁线上撕开了一个大缺口,打开了西进的通道。11月13日至15日,红军各军团和军委两个纵队全部由宜章、坪石间通过了国民党军的第三道封锁线,进入湘南地区。红3军团在突破国民党军第二、第三道封锁线过程中,英勇善战,勇往直前,功勋卓著。11日,中革军委致电各军团,通令表扬“三军团首长彭、杨同志及三军团全体指战员在突破汝城及宜郴两封锁线时之英勇与模范的战斗动作”。

从10月下旬到11月中旬,中央红军连续突破国民党军的三道封锁线,取得了突围西进、战略转移行动的初期胜利。红军部队在艰难的环境中所展现出的坚强意志、高昂斗志与锐利攻击力,令对手胆寒,也保证了红军跳出了国民党军在中央苏区四周设置的重重壁垒,彻底打破了蒋介石在中央苏区全歼中央红军的企图。

然而,“左倾”错误路线的指导和博古、李德等人武断、愚蠢的指挥,使得西进的红军始终难以彻底摆脱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难以充分施展红军灵活机动的作战特长;甬道式行进的撤退部署,消极避战的作战指挥,庞大笨重的行军行列,还有避开大路专走小路的西进路线,等等,把战略转移变为了逃跑行动。尽管有与粤军的借道协议,尽管前锋部队夺关抢隘,但八万多红军队伍拥挤在五岭山脉南岭、大庾岭、骑田岭中崎岖的山路上步履蹒跚,整个队伍如同一个被坚冰阻塞的板块,行进速度迟缓得令人难以置信。红军为此付出了代价:突破第一道封锁线减员三千七百余人;突破第二道封锁线减员九千七百余人;突破第三道封锁线减员八千六百余人。更为严重的是,红军丧失了摆脱国民党军围追堵截的宝贵时间,给予了国民党军重新调兵遣将设置新防线的时间。

红军为此将付出更大的代价,面临更加严酷的战斗。

第二章 血战湘江


 

第二章 血战湘江

湘南地区,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早在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就已蓬勃发展。土地革命时期,朱德、陈毅曾在这里领导了湘南起义,由广西百色起义部队组成的红7军北上后曾在这里与红3军会师,因而群众基础较好。中央红军进入湘南,重新燃起了当地群众的革命热情。宜章县苏维埃政府宣告成立,农民赤卫队重新建立。红军释放了被关押的革命者与群众,向群众分发了没收的土豪劣绅财物。群众主动为红军送粮、带路和照顾伤病员。经历了长途跋涉之后,红军官兵再次体验到了老区人民的热情。

湘江

部队已经远离中央苏区,再以“战略转移”或“打破敌人的反革命‘围剿’”之类的空洞口号已经无法解释官兵们心中的疑问。红军的前途究竟如何,部队到底向哪里去,不回答这些问题,就难以巩固提高部队的士气,调动与发挥部队的积极性。在这种情况下,中革军委等统帅部门在跨过粤汉铁路后,逐级通过命令与指示,明确战略转移的最终目的是前往湘鄂西,与红2、红6军团会合。

然而,敌情依旧非常严重。红军突破第三道封锁线时,蒋介石已经完全判明红军西进的真实意图是前往湘鄂西,与红2、红6军团会合。这使得他既忧且喜。如果两支红军会合,且站稳脚跟,创建出一片新的苏区,那将需要一切从头另来,几年的“剿共”心血将付之东流,此为忧者。喜者则为,他的嫡系部队可充分利用红军进入了湖南,必定要与湖南、广东等地方军阀缠打厮杀的机会,既消耗地方军阀的实力,又为他的嫡系中央军部队追上红军减轻了压力和赢得了时间。更让他兴奋不已的是,红军如要继续西进,必定要连过潇水、湘江、漓水三道大河,他相信,这三道天堑,将最终阻挡红军前进的步伐,那里将是他最后“剿灭”中央红军的最佳战场。

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烈士纪念碑园

11月12日,蒋介石做出了将红军“歼灭于湘水、漓水以东地区”的部署:令湘军何键部与嫡系薛岳部共十六个师七十七个团,专事“追剿”;令粤军陈济棠部以四个师北进粤湘桂边区进行截击;令广西(桂军)李宗仁、白崇禧的第4集团军以五个师控制灌阳、兴安、全州(全县)、黄沙河一线沿湘江进行堵击与侧击;令贵州(黔军)王家烈部在湘黔边堵截,合计动用了二十五个师近三十万人的部队,构成了一个以湘军和桂军两翼夹击与迎头堵击,中央军和粤军尾追截击、黔军策应封堵的口袋式包围圈,准备在湘江东西两岸一鼓“荡灭”红军。

他任命湖南军阀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确定了一个五路追堵部署:以刘建绪为第一路军司令,统辖湘军三个师一个旅又七个团在黄沙河附近集结,协同桂军堵击红军西进;以薛岳为第二路军司令,统辖中央军四个师又一个支队在零陵附近集结,沿湘桂公路机动,堵截红军北进与西进;以周浑元为第三路军司令,统辖中央军四个师,首先攻占道县,尔后对红军进行截击;以李云杰为第四路军司令,统辖湘军两个师,经嘉禾向宁远及其以南地区尾追红军;以李韫珩为第5路军司令,统辖湘军一个师,经临武、水口(今江华)、永明(今江永)尾追红军。

对于这个“追剿”计划,蒋介石是动过一番脑筋的。何键与李宗仁、白崇禧有私交,因此湘军入广西的全州,桂系军阀不会有什么顾虑,两军将会合,着力封锁湘江,堵住红军去路。李韫珩、李云杰所部多系嘉禾、宁远子弟兵,对红军跟踪追击,熟悉地形,可收地利人和之便。而以精锐的周浑元部攻占道县,等于断了红军的退路,逼迫红军不得不向湘江推进;薛岳部沿湘桂公路机动,可随时在决定性的方向与时刻投入战斗。这样五路大军协同,再加上粤军、桂军、黔军配合,红军不管何去何从,都是必败无疑。他从古代兵书《尉缭子》觅得数句:“众已聚不虚散,兵已出不徒归;求敌若求亡子,击敌若救溺人”,并将之写入作战命令,训令各路部队务必抓住天赐良机,奋力作战。

为鼓励湘军卖命,他还手书一札,空投何键:“党国命运在此一役,望全力督剿”,并录古诗一首相勉:“昨夜秋风入汉关,朔云边月满西山。更催飞将追骄虏,莫遣沙场匹马还。”何键接札,受宠若惊,当即复电:誓将拼死决战,绝不负委员长重托。随后立即赶往衡阳,亲自主持军事会议,确定了湘江决战的部署。于是,在红军突破第三道封锁线时,各路国民党军依令行事,开始向湘桂边界地区疾速开进。

湘江地区,战云密布。西进的红军面临出征后最严酷的考验。

抢渡潇水

国民党军新的合围圈正在逐步形成,红军是继续西进,与绝对优势的国民党军在湘江地区展开决战,还是迅速避开蒋介石张开的口袋,在有利于红军作战的地区寻找战机,打破国民党军的包围?红军面临着生死抉择,稍有不慎,就将会有灭顶之灾。

国民党军虽来势汹汹,却非无隙可乘,无懈可击。特别是国民党军派系林立,地方军阀中粤军、桂军陈兵固守边界,只求自保,只有湘军行动比较积极。同时蒋介石嫡系部队与地方军阀之间矛盾重重,何键名为总司令,实际上并不能完全指挥战斗力较强的薛岳“追剿”部队,粤、桂两省部队更是难以调动。加上国民党军各路部队尚在调动之中,没有部署到位,而湘南地区群众基础较好,又为无堡垒区域,便于红军机动作战。因此,如果红军能够果断放弃西进湘鄂西的计划,转而在湘南地区寻机作战,完全可以利用国民党军的内部矛盾,依托当地党组织与群众的支持,寻机打几个胜仗,摆脱困境。

随队行动的毛泽东看到了这一战机。虽然失去了军事指挥权,但对中国革命前途与红军命运的担忧,让他难以袖手旁观。他向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建议:乘各路敌军正在调动之际,特别是薛岳、周浑元两路敌军尚未靠拢之时,组织力量进行反击,杀一个回马枪,寻歼敌一路或一部,以扭转战局,变被动为主动。

道县浮桥遗址

红3军团军团长彭德怀也看到了这一战机,建议抓住湘军主力全部开往湘西北地区、后方力量空虚的时机,以红3军团迅速向湘潭、宁乡、益阳挺进,威胁长沙,在运动中创造战机消灭敌人,迫使湘军部队回救,改变部署。同时,以红军主力进占溆浦、辰溪、沅陵一带,迅速发动群众,创造战场,建立根据地,粉碎敌军进攻。他特别强调,如果红军被迫经过湘桂边之西延山脉,同桂军作战,其后果是不利于我们的。

博古、李德拒绝了毛泽东、彭德怀的建议。尽管国民党军重兵逼近,尽管西进路上危机四伏,但他们依旧顽固地坚持西进湘鄂西既定计划不变。正如后来中共中央在遵义会议上作出的《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中所指出的那样:他们“根本忘记了红军的战略转移将遇到敌人严重的反对,忘记了红军在长途运动中,将要同所有追堵截击的敌人作许多艰苦的决斗,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红军因此而丧失了在湘南地区歼敌的良机,只能继续西行,在国民党军几十万部队中杀开一条血路,渡过潇水、湘江。

11月14日,中革军委判断:国民党军向湘南地区开进的主要企图,“是从两翼截击我军之后续部队,以后则向我主力两侧并行的追击”,因此确定,红军应“迅速、秘密脱离尾追之敌,前出临武、嘉禾、蓝山地域”。具体部署是:以红3、红8军团为右纵队,归彭德怀、杨尚昆统一指挥,向嘉禾方向前进;以红1、红9军团为左纵队,归林彪、聂荣臻统一指挥,向临武、蓝山前进;军委第1、第2纵队及红5军团为中央纵队,随后跟进。整个行进队列,仍采取甬道式部署。红军各军团抬起沉重的“轿子”,于15日向西开进。红1军团攻占临武,红9军团占领蓝山,红3军团则由于桂军先期到达嘉禾,转而监视该城,保障红1军团作战。

道县红军标语

红军继续西行,潇水横贯在前。此刻国民党军湘军和桂军正向道县、蒋家岭推进,企图协同薛岳部在潇水岸边的天堂圩、道县间堵截红军。潇水西岸的道县渡口,是红军西进路上的必经之路。要过潇水,必夺道县。中革军委将夺取道县,打开西进通道,并阻击尾追之敌的任务交给了红1军团。

从临武、蓝山至道县距离一百多里,红1军团令红2师第4团远程奔袭,限定11月22日必须攻占并先敌占领道县,同时以第5团与第4团并肩奔袭,在潇水上游渡河,协同第4团作战。

红4团肩负重任,在团长耿飚、政委杨成武的率领下,日行百里,抢在国民党军主力到达前,于22日黄昏抵达潇水岸边的道县。道县城内此刻只有少量民团防守,只是渡船已被全部拉到了西岸。红4团派出四名勇士在火力掩护下,强行泅渡登岸,夺取了渡船,随即在当地群众的帮助下,迅速架起了浮桥,部队一拥而上,冲入城内。在上游渡江成功的红5团也及时赶到。红2师部队很快夺取了道县,红9军团部队则占领了潇水的另一个渡口江华。红军因此控制了过江通道,并击落了到渡口上空盘旋侦察的国民党军飞机一架。

22日至25日,红军部队从道县至水口间全部渡过潇水。尾随的国民党军周浑元部追剿部队随即赶到,但此时潇水已经不再是红军面前的天堑,而是国民党军难以逾越的障碍。奉命阻击追敌的红1军团第2师主力与红3军团第6师,依托江岸有利地势,打退了国民党军一次又一次的渡河进攻,坚守渡口两天两夜,直到红军主力全部离去后,方撤出战斗,急速追赶主力。

现在,摆在红军面前的是另一道天堑——湘江。

大战前夕

潇水距湘江最近距离也有100多里。湘江从广西东北向流入湖南,中央红军要赴湘鄂西,必过湘江。而湘江沿岸地区,则是蒋介石划定的歼灭中央红军的战场。红军要渡过湘江,夺路西进;国民党军要凭借湘江天险,围追堵截,“剿灭”红军。决战一触即发。

蒋介石认定,中央红军“流徙千里,四面受敌”,此刻已经是“下山猛虎,不难就擒”,而且他已经从红军的行进路线上准确地断定,中央红军将沿红6军团的老路,由广西境内的全州至兴安间过湘江,因而严令何键的“追剿”军与粤军、桂军紧密配合,从四面对红军展开进攻。何键接令后,即令其第一路军刘建绪部向广西全州开进,沿湘江布防,并与桂军配合,对红军进行堵截;令第二路军薛岳部沿湘桂公路平行追击,对红军进行侧击,并防止红军北上与红2、红6军团会合;令第三路军周浑元部攻占道县,并与第4路军、第5路军及粤军、桂军协同,对红军实施尾击、截击。

国民党军张网以待,博古、李德则要指挥红军与敌人拼个鱼死网破。毛泽东心急如焚,在前锋部队占领道县之后,又提出建议:红军应立即沿潇水西岸北上,攻占板桥铺、渔涛湾、华江铺、双牌、富家桥,然后向西攻零陵,过湘江向北取冷水滩,越过湘柞公路,进军宅庆,诱敌决战,以避开国民党军的包围圈,夺取战略主动权。这一建议再次遭到了拒绝。

也是这一时刻,一个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红军为调动敌军,以一部西进永明,此举使得本来就对在湘江正面堵截红军心存二意的桂系军阀大为恐慌,生怕红军主力继续前进,西取桂林,因而不战自退,在11月22日红4团攻占潇水道县渡口的同一天,将担负湘江兴安至全州段六十公里江防任务的第15军撤至龙虎关、恭城地区,为西进的红军让出了渡江通道,以促使红军尽快过境,并确保广西腹地的安全。可惜,红军没有及时掌握这一极为重要的情况,因而难以迅速作出反应,急速向湘江前进,抢在国民党军调整部署之前,从桂军让开的江防缺口渡江。

永安关红军战斗遗址

三天之后,红军终于得知了桂军撤防、湘江全州至兴安段防务空虚的情况。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决定迅速从兴安至全州间渡过湘江,突破国民党军的第四道封锁线。11月25日17时,中革军委下达了向全州、兴安西北湘桂边境之黄山地域进军,强渡湘江的作战命令,确定:以红1军团主力和红3、红8军团为前锋部队,迅速占领营山山脉之各关口隘路,并于全州至兴安间渡过湘江,坚决消灭国民党军的堵击、侧击部队;令红1军团第2师主力和红5、红9军团为掩护部队,在潇水和营山各隘口阻击尾追的国民党军。作为这个作战行动的第一步,红军将分作四个纵队,从不同方向穿越广西,前出至湘江地域。

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将即将展开的突破国民党军第四道封锁线、强渡湘江之战,视为关系到红军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于25日以中共中央、红军总政治部名义联合发出《政治命令》:“为着胜利进行这次战役,要求野战军全体人员最英勇、坚决不顾一切地行动。进攻部队应坚决果断地粉碎前进路上之一切抵抗,并征服一切天然和敌人设置的障碍。掩护部队应不顾一切地阻止及部分地扑灭尾追之敌。各兵团应不断地注意自己翼侧之安全,如敌人向我翼侧进攻时,应机断专行地坚决击溃之。”

这时,桂军撤防后留下的湘江江防空隙依旧存在,国民党军的补防部队尚未到位。如果红军下决心收缩队伍,精简辎重,全部从永安关、雷口关进入广西,直趋湘江,依旧能够避免与国民党军的决战。但队伍的分散与辎重的拖累,使得红军的行进速度难以提高,再次失去了有利的战机。

11月26日,红军各部按照中革军委的命令展开行动,进入广西境内。由红1军团主力组成的第1纵队,闯过永安关,进入灌阳、文市地区;由红1军团一个师与军委第1纵队、红5军团主力组成的第2纵队,经永安关、雷口关进入灌阳、文市以南的王家、玉溪地域;由红3军团、军委第1纵队和红5军团一个师组成的第3纵队,因山道不通,在邓家渡受阻,改由永安关、雷口关进入广西,进至文市以南的水车;由红8、红9军团组成的第4纵队,先头红8军团攻占永明,而红9军团则仍留在江华的石桥与江渡。

大坪渡口

27日,红军部队继续前进。右翼红1军团先头第2师于11月27日在大坪顺利渡过湘江,控制了全州以南界首至屏山渡间的渡江点,架设起浮桥。28日,红3军团先头部队红10团渡过湘江,红1军团将界首移交红3军团,主力于29日向北推进,准备占领湘江岸边的另一个要点全州。但晚到一步,当红军便衣侦察队到达全州城下时,发现湘军刘建绪的部队已经在城中布防。红2师遂在湘桂公路上的脚山铺占领阵地,准备阻击湘军南下,红1军团主力则到达石塘圩;左翼红3军团前锋第4师也到达了湘江,先头第10团在界首以南的光华铺、枫林铺占领阵地,警戒兴安县城的桂军,第5师则在湘江东岸的新圩占领阵地,准备阻击由灌阳北上的桂军,保护红军通往湘江的通道安全。

鉴于已经控制了湘江渡口,且由永安关、雷口关通往湘江的道路沿线暂无敌军,中革军委令原定经三峰山向灌阳、兴安推进的第8、第9军团全部改由雷口关进入广西,同时令红5军团坚决扼守蒋家岭、永安关、雷口关,保护后续部队通过。这样,红军就形成了红1军团在右、红3军团在左控制湘江渡口与通道,红5军团殿后,主力由永安关、雷口关大举进入广西、涉渡湘江的态势。但红8、红9军团主力此时尚远在二百多里外的永明、江华,军委两个纵队也正在向渡口行进,如果红8、红9军团不能及时入关跟上主力,军委纵队行进缓慢,还会形成被动的局面。不幸的是,这种局面终于出现了。

广西灌阳红军标语

在红军进入广西,向湘江推进的两天中,战场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湘军刘建绪部4个师于27日由黄沙河抵达全州,并继续向南攻击,力图封闭湘江渡口;担负尾击任务的国民党军周浑元部于26日占领道县,并继续向红军后卫部队猛烈进攻;薛岳部也靠近了战场。而桂军见红军没有西进桂林,且湘军和蒋介石嫡系部队已追上红军,遂将撤往恭城的第15军调回灌阳,在新圩以南展开,开始截击红军部队,已经集结兴安的桂军第7军部队则准备北进,与湘军协同夹击湘江沿岸的红军,力图封闭渡口。就连此前始终消极避战的粤军见有机可乘,也以数个师赶往战场。国民党军终于在湘江东西地区对红军形成了前后堵追、南北夹击的态势。

这时,军委纵队已经到达了文市、桂岩一带,距湘江最近的渡口只有一百六十多里,如果下决心扔掉“坛坛罐罐”,轻装前进,一日即可渡过湘江,仍可将损失的代价降到最低限度。但是,在这生死攸关的紧急时刻,把持中央领导权的“左倾”错误路线领导者依旧顾虑重重,舍不得丢弃辛苦积攒起的辎重家当,导致队伍龟行蛙步,蹒跚前行,一百六十多里路程竞走了整整四天,每天只行进四五十里!军委纵队的行进缓慢,又直接导致了转道行进的红8、红9军团和担负后卫任务的红5军团等部迟迟无法入关过江。

红军的行动缓慢,为国民党军部队赢得了开进、集结的时间,并最终追上了西进的红军,在湘江东西两岸地区对红军展开了规模空前的进攻。一场恶战终于爆发,红军不得不与国民党军展开殊死的决战,并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决战湘江

蒋介石得知桂军为红军让道的报告后,大为震怒,于28日连续发出急电,痛斥桂军放弃职守,严令桂军、湘军对红军已过河部队实施夹击,对未过河部队实施截击,同时令追击部队加紧进攻,力图将红军歼灭在湘江东西地区。

新圩阻击战纪念碑

从28日开始,国民党军各路部队倾巢出动,从四面八方扑向红军。湘江两岸霎时间枪炮震天、硝烟弥漫,国共双方几十万部队展开持续四天四夜的惨烈搏杀。

战斗首先在红3军团第5师主力守卫的新圩一线阵地打响。从28日起,桂军第15军以两个师又一个独立团,对红军阵地展开轮番进攻。中革军委命令红5师“不惜一切代价,坚守二天至四天”,掩护野战军左翼安全。红5师在师长李天佑、政委钟赤兵指挥下,以第14、第15团固守阵地。桂军部队训练有素,性格倔强,打仗拼命,素有“打仗像恶狼”之称。战斗从一开始就呈现白热化。桂军在密集炮火支援下,正面攻击,侧后迂回,整营、整连地扑向红军阵地。红5师官兵寸土不让,誓与阵地共存亡,与桂军在每一个山头展开激烈的争夺。激战三天三夜,红5师参谋长胡震和红14团团长黄冕昌及副团长、参谋长、政治部主任牺牲,红14团政委和红15团团长、政委负重伤,两个团营以下干部大部分牺牲,虽全师伤亡达两千多人,但没有让桂军前进一步。

29日,战斗在湘江两岸全线展开。

在湘江西岸界首以南的光华铺、枫林铺,红3军团第4师第10团刚刚构筑完阵地,桂军一个师又一个团就展开试探性进攻,随后即发动连番猛攻,仅30日一天,冲击即达十余次。光华铺、枫林铺一带,地势平坦,无险可守,红10团官兵只挖掘了简易的工事,部队经长途转战,弹药也所剩无几,许多战士只有几发子弹。面对凶猛的桂军,战士们用大刀与敌人展开了肉搏,红10团团长沈述清,接任团长职务的参谋长杜中美先后在战斗中牺牲。在政委杨勇的指挥下,红10团继续战斗,虽伤亡四百多人,却胜利完成了阻击桂军的任务,直到30日下午才向接防的部队交接阵地。

光华铺阻击战烈士墓

在湘江东岸界首以北的脚山铺一线,林彪、聂荣臻指挥红1军团主力与南进的湘军4个师及后续部队展开激战。脚山铺位于全州以南八公里处。桂黄公路与湘江平行延伸,在脚山铺处与两侧连绵八里长的小山丘相交。林彪、聂荣臻决定:以脚山铺为中心点,依托公路两旁的山丘构成阵地,坚决阻击湘军南下,保护渡口安全。湘军素有“老虎”之称,特别是此刻在家门口作战,更是凶狠异常,常常是营长、团长赤膊上阵,带敢死队冲锋。战斗进行到最激烈的时候,湘军部队曾一度打到了红1军团指挥所的面前,双方几度展开白刃战。红1军团部队扼守公路两侧要点,顶住了湘军在飞机、大炮支援下的猛烈进攻,阵地失而复得,得而复失,反复争夺,葱绿的山冈变成了松软的焦土,5团政委易荡平牺牲,4团政委负伤,但红军战士始终牢牢地卡住了湘桂公路,保证了湘江渡口的安全。

在此期间,担负全军后卫任务的红5军团边打边撤,顶住了国民党军周浑元部的攻击,保障了全军的行动。

在掩护部队的浴血保护下,军委两个纵队向着渡口一步一步地挪动。面对危局,最高“三人团”中,高傲自信的李德束手无策,完全失去了理智,只会不断骂人。不懂军事的博古一筹莫展,几乎陷入了绝望,甚至萌生出自杀的念头,只是不断地叫着:“不管怎样,能突出多少人就突出多少人。”整个红军的计划与行动,全靠周恩来苦撑调度指挥。他将指挥位置设在了湘江东岸的渡口,在敌机的轰炸、扫射下,亲自指挥过江行动。

突破湘江战役指挥所旧址

11月30日,笨重的军委纵队终于渡过了湘江。这时,红1、红3军团部队已经抗击国民党军优势兵力的进攻两三天了,伤亡非常严重,正以最后的毅力与勇气与敌军进行拼搏。但红5、红8、红9军团依旧停留在湘江以东地区,且受到国民党军追击与侧击部队的追堵。红军部队的处境极其险恶,到了最危急的关头。

12月1日1时30分,中革军委下达作战命令:红1军团在原地阻击全州方向的湘军进攻,无论发生什么情况,必须控制西进的道路;红3军团集中两个师以上的兵力,向南驱逐光华铺的桂军,留在河东岸的部队占领石玉村,掩护红8、红9军团及红6师被切断部队渡过湘江,“在万不得已时,三军团必须固守界首及其西南和东南地域”;红5军团主力应向麻子渡前进并遏阻桂军及周浑元追击部队。

突破湘江战役旧址两个小时后,12月1日3时30分,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红军总政治部再次给红1、红3军团下达指令:“一日战斗,关系我野战军全部,胜利可开辟今后的发展前途,否则我野战军将被层层切断……要动员全体指战员认识今日作战的意义,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胜负关系全局。人人要奋起作战的最高勇气,不顾一切牺牲,克服疲惫现象,以坚决的突击,执行进攻与消灭敌人的任务,保证军委一号一时半作战命令全部实现。打退敌人占领的地方,消灭敌人进攻部队,保证我野战军全部突过封锁线……望高举胜利的旗帜,向着火线上去。”

历史将永远记住1934年12月1日。

这是湘江战役的第五天,也是红军作战历史上最为惨烈的一天。晨雾尚未完全消散,枪炮声、喊杀声响彻湘江两岸。在江岸阵地上,各路国民党军犹如输红眼的赌徒,不惜血本,倾全力展开集团冲锋。红军将士高喊着“为了苏维埃共和国”的口号,挥舞着大刀,扑向蜂拥而至的敌群。打下去,冲上来,冲下来,打下去,毫无休止的拉锯,绞成一团的肉搏,硝烟、烈火混合着扬起的黄尘,汇成遮天蔽日的战云,每一寸土地都浸泡在鲜血中。

在湘江渡口,天上敌机怪叫着俯冲轰炸、扫射,地面红军不顾一切地涌上渡口,踏着浮桥跑步过江,丢弃的机器、文件、书籍等等散落岸边,奔腾的江水中漂浮着红军官兵的遗体。湘江变成了一条血水、血江……

战至12月1日17时,中央机关和红军部队大部渡过了湘江。根据中革军委的命令,担负掩护任务的红1军团交替掩护,撤出战斗;在光华铺阻击的红3军团第4师也随后奉命撤出战斗。

然而,在湘江东岸新圩一线担负阻击任务的红3军团第6师第18团和担负全军后卫任务的红5军团第34师,却因后撤不及,湘江渡口被湘军、桂军封闭,而被阻隔在了湘江东岸地区,陷入重围。红18团在陈家背地域与数倍于己的桂军战到了最后一刻,弹尽粮绝,大部分牺牲。红34师在文市、水车一线顽强阻击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部4个师进攻,保障红军主力过江,陷入了湘军、桂军、中央军的四面包围。分散突围后,政委程翠林等大部英勇牺牲,师长陈树湘率余部在返回湘南进行游击战时负伤,在道县被俘,自己绞断肠子,壮烈牺牲。红8军团在向湘江开进过程中,遭到了桂军的截击,部分部队也被打散。

湘江之战,是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最为壮烈的一仗。红军将士与绝对优势的国民党军血战五昼夜,终于打破了湘军、桂军和蒋介石嫡系部队的围追堵截,渡过湘江,突破了国民党军的第四道封锁线,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将红军歼灭于湘江以东的企图。红军在逆境中所表现出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惊天地,泣鬼神,连对手也不得不惊叹,并承认失败。战后,何键用了“实深惭悚”来形容自己的心情。

突破湘江战役旧址

陈树湘烈士之墓

然而,湘江之战毕竟是一次失利的战役,红军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损失达两万余人。开始战略转移时,中央红军总兵力八万六千余人,湘江之战后锐减到了四万余人。这是“左”倾错误路线领导者在实行战略转移中的逃跑主义所造成的恶果。

面对尸体漂浮的湘江,每个红军将士都在思索着,思索着红军曾经有过的辉煌,思索着第五次反“围剿”特别是战略转移之后的步步艰辛,思索着红军付出重大代价的原因。正如刘伯承后来所总结的那样:“广大干部眼看第五次反‘围剿’以来迭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于绝境,与第四次反‘围剿’的情况对比之下,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地滋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

作战的失利,唤醒了红军将士。改换军事领导的呼声,最终换来了红军战略方向的彻底改变。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历史上的伟大转折由此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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